四年前初到牛津，印象最深的是坐落在绿荫丛中两层小楼的民宅和房前屋后的大花园。很快就有了机会到英国人家里做客，原以为这下可以仔细看一看花园里有什么。然而看后却大失所望。花园里大多是清一色的草坪。偌大的花园，竟然不用来种菜，这草有什么好呢？

　　出生于菜农之家，对菜园情有独钟。小时候房前屋后除了种树，每家都有一小片菜地。虽然种的只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小菜，但是一年四季大约有一半的菜蔬来自那块自留地。记
忆尤深的是门前的那条小河，水清见底，鹅鸭成群，河水就用来浇菜地。然而七十年代末期，沿河建起了好几家工厂，工业废水就直接排入小河中。河水污染得乌黑发臭，鱼虾绝迹。由于无法治理，就将小河填为平地，让污水从地下管道流入更大的河流。随后大片土地征用，昔日绿色的家园变成了一个银灰的城市。建筑固然辉煌，只是再也难以寻觅到童年时代那裸露的褐土和那份绿。

　　到英国的超级市场看看，蔬菜可不便宜。一条黄瓜等价于15斤普通面粉，而且蔬菜大多从法国、西班牙甚至以色列进口，英国人却空着大花园种草。其实英国的私人庄园就是带围墙或篱笆的草地，英国的公园就是没有院墙的大草坪，英国人看来太喜欢草了。于是我就问英国人为什么不在花园种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菜到超市买就行了，为什么要自己种呢？”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对中国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来自土地的智慧也自然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被上级重用称为“栽培”，努力工作称为“耕耘”，取得成绩称为“收获”，老师的教育称为“浇灌”，有作为的青年称为“好苗子”，优秀运动员称为“种子选手”，杰出人物称为“精英”，有害人物称为“毒草”或“害虫”等。欧洲大多为游牧民族，其智慧也与游牧有关。英国是基督教国家，圣经中的许多故事都充满了游牧民族的智慧。上帝在圣经中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圣经中赞美上帝时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旧约.诗篇二十三》”

　　我们知道玉皇大帝是中国传统的神，如果我们说“玉皇大帝是那放羊的，他带我们睡到草地中，安歇在水沟旁”，我不知道中国人如何崇拜他。这种感觉就像我读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诗时只感觉到苍凉的美，而不会有神降临的膜拜和喜悦，远不如读“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感觉实在。而读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时更难以抑制住对那故乡的田野、稻草垛、水牛的哞叫、鸡犬相闻的农舍和油菜花香的回忆。

　　田园风光或许浪漫，但自己耕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牛津后的第二年我们在牛津的环城路边紧靠Shotover公园租了一块约三分地的菜园。一年租金8.5英镑(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在牛津当然有牛，但那是奶牛，不能耕地。我们只有一把叉状的锹和一把半锄半镐的农具用来翻地。那年春天，我花了3天的时间才把地翻了第一遍。那地板结如石块，一锹上来却满是大蓟、野蒿和野牵牛花白嫩的根。这些根如果不清除，很快就会长满菜地。所以不得不残酷地斩草除根，剥夺它们的生命。

　　翻第二遍地时就容易多了。耕耘对于种地之重要实在不可一言以蔽之，原来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躬耕。

　　翻完地，种下了一些大蒜和菠菜。大蒜倒是茁壮可爱，只是叶有些发黄。菠菜则稀稀拉拉长出了几根，风吹的时候东倒西歪，瑟瑟发抖，怪可怜的。而草却呼呼啦啦地猛长，无论如何也除不尽。阳光灿烂，英国人忙着度假，划船，打高尔夫球，我在体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幸好当过农民的父亲来到英国，我才有机会在“洋插队”中接收再教育。

　　原来种子撒在地里，浇上水，并不等于要长成菜。土要耕细，菜籽要充分埋在土里，还要从上面踩实。否则菜籽刚发芽，太阳一晒就枯死了。即使扎下根，由于土粒粗，又没有踩实，空隙较多，菜根扎不稳，就要东倒西歪。根扎稳了，菜才有力往上长，正所谓“根正才能苗壮”。

　　菜长出来就要除草，如果不除草，菜虽然不至于死，但是必然没有好收成。除了草，只剩下菜，这下好了吧？没有，剩下的工作是淘汰自己种的菜苗。为了保证有一颗菜，就必须撒很多菜籽，虫不可能一次吃掉所有的菜苗，那些有幸逃过害虫攻击的菜苗才可以成活下来。可是这样菜就太密，互相争肥夺水，抢占空间，就跟草一样有害。为此就必须选优秀的苗留下来，其余就像草一样被除去了。我们在牛津种的菜，种子很多是从国内带来的，所以菜地里形形色色的菜蔬让英国人大开眼界，他们惊叹地说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蔬菜。嘴馋的会跟我们要一点做沙拉，不敢冒然品尝的也竖起大拇指叫好。种菜的回报当然是新鲜的“绿色”蔬菜。在超市冷藏或者菜市储运的菜与刚从地里摘下的菜味道是不一样的。细嫩的小白菜、水灵灵的萝卜、饱满的四季豆、清香的茼蒿、翡翠般的莴苣、毛绒绒的黄豆，既没有污染，又没有农药。且不说品尝，看着就是一种享受。到后院割一些韭菜就可以包一顿饺子；炒肉时到地里挖几根青蒜，烙饼时加一些小葱，做汤时点缀几片菠菜，那滋味就甭提了！种菜还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们租的地属于牛津政府。负责管理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先生叫Peter(彼得)，太太叫Val(沃儿)。彼得身材高大，浅蓝色的眼睛，灰白的络腮胡子，满脸和气。经常可以看到他戴着灰蓝两色格子的鸭舌帽，穿着一件晴纶绒蓝色背心和一双深绿色的雨靴在田里收拾。沃儿亚麻色的头发已经发白，脸上是最时髦的法国沙滩小姐看了也要嫉妒的古铜色，而且似乎永远充满了微笑。沃儿与彼得形影不离，只要我们看到那辆浅色的旧面包车就知道他们在田里。英国人的严谨从种菜也能窥见一斑。英国人不像我们一样习惯于蹲在地上干活。沃儿播种时会跪在一块特别设计的带衬垫的木板上，在彼得以直线标定的行距和株距上准确种下菜苗，身上干干净净，也不会压坏松软的土地。菜苗长大后整整齐齐，十分好看。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彼得与遛狗的英国人交谈以及他们爽朗的大笑。而一天劳作后沃儿会倚在田边的篱笆上默默地凝视着茂盛的庄稼，仿佛在与它们窃窃私语。微风轻抚着她松开的头发和刻下皱纹的脸，而她灰蓝的眼睛却焕发着满足和喜悦。与我们家的田相邻的田的主人是一个祖籍印度，从非洲辗转到英国的黑人。他给了我们整块田的篱笆以防止野兔。他的太太非常喜欢吃我们种的茼蒿，我们也一直记得他给我们的南瓜。还有在牛津大学任教的一个音乐家吉姆(Jim)和他的妻子，还有那个声音清脆，浑名叫“麻烦(trouble)”的小姑娘和她的爷爷。种地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拉近了我们与自然的距离。无论是寒风刺骨，还是春风和煦；也不论是艳阳的温暖，还是细雨缠绵，都会渗透到每一个毛孔，浸入每一块肌肉。这种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是早九晚五的上班族驾车无法领受的。尤其是夏天，在田野领受清风吹拂，用我们的家乡话说——十分“养血”。看着菜叶的舞动，聆听稻草人的喧哗，云雀、百灵鸟、布谷鸟的歌唱，好一首“田园交响曲”！晚上九点后夕阳依然灿烂。收拾农具走出菜地，牛津环城路上以每小时100公里飞驰的车辆呼啸而过，撕裂了田园的宁静。茫茫的白雾从低洼处缓缓地升腾，浅浅地抹过草地。漂浮在薄雾上的草丛就如同扎根于水粉画中。回家沿路的树上挂着深红的野樱桃、沉甸甸的苹果，篱笆上点缀着野玫瑰和各色各样的浆果。小鸟在吟唱，松鼠在林间跳跃，鹧鸪飞过灌木丛，野兔在路边歇息。居住区外的草坪虽然经过反复修剪，但是仍然会有三叶草，奶黄的金雀花(buttercup)，野生的白瓣黄蕊的雏菊，无香味的紫罗兰掺杂其中。没有修剪的地方会有蓝铃花(bluebell)，偶尔还可见到红得耀眼眩目的罂粟花。空气中弥漫的除了花香，还有剪下的草经日晒后清淡的味道。两岁的女儿在草地上奔跑，短短的黑发飘起，发梢被斜阳染成桔红，白色的小布裙与碧绿的草地形成鲜明的反差。女儿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摘下蒲公英带长柄的毛绒绒的小球，鼓唇奋力吹去，那一把把白色的小伞就散开漫天飞舞，逆光下化作一个个耀眼的金色光点，随风飘荡，然后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夜色之中，溅起一些惊惶的小飞虫，随机划出几道弧线。在牛津的四年，同事朋友们来去匆匆，时光像流水消逝。虽然没有青梅煮酒以论英雄，但是少不了炒几盘小菜，炖一锅肉，开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在花园里摘几枚李子，然后神侃一通。大家交流在英国的感受，难免有生活的重压，文化的冲击，异国他乡的无靠和求学就业中的无奈，英国人的矜持与热情，同胞间的冷淡与友爱。洋插队的日子不乏快乐，也有生活的辛酸和苦辣。

　　闲暇时登上菜地边Shotover公园的小山顶，可以俯视整个牛津城。这古色古香的大学城蕴藏着英国几百年的文化积淀。牛津不仅产生过牛顿、霍金斯这样的大科学家，更有当代叱诧风云的政治家，如英国近几十年的几乎历届首相，以至于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种菜出身。那些从国内来到牛津学习的少年连续两个星期到麦当劳打工所得，英国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一个小时的收入，就足以购买我三分地上一年的躬耕所得。如果孙子和诸葛亮生活在今日的牛津，他们还会躬耕吗？

　　是躬耕让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那是祖祖辈辈刻写在基因库中生命底层的生存冲动。那对收获的企盼，正如野鹿切慕青草，骆驼寻觅清泉。是滴洒的血汗、辛劳的筋骨、漫长的等待和不息的奋斗赋予躬耕意义。没有种族的差异，没有地域的分别。那播种的、收割的、消化的、繁衍的是丰富的生命，是死生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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