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我在《独立报》实习了两个星期。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收获颇多。
每天十点半和下午三点半,《独立报》有两次例会。让我吃惊的是,在每天的例会中,竟然总是有一条新闻是关于中国的。从中国的股市到中国的环境,从中国的教育到中国的政治。而经济新闻和国际新闻中,中国是最容易出现的。有时甚至在同一天里,国际部提到两条中国新闻,而经济部也提到两条中国新闻。
坐在编前会的会议室,每天两三次地听到这些编辑提到“China”,“China”,作为这里唯一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为祖国感到自豪。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提升,让西方媒体必须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政治,经济,更包括社会的细节。
《独立报》能多多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也是我的愿望。所以在做新闻简报之后,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被分配任务,我就帮助编辑搜索当天最重要的中国新闻和图片。
中国新闻
周一例会之后,首席编辑Cathrine对我说,“有一则新闻,说从今年九月开始,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上舞蹈课。”她看我有点不相信,又说,“是我们在中国的记者说的,明天要上版。你能做一些research吗?”《独立报》在中国只有一个记者,那么多的中国新闻,他要一个人跑。所以报道新闻的时候,非常需要及时的背景资料。
大概三十分钟后,我找了四篇文章,三张照片,发给了Catherine。这不禁让她有些惊讶。而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我找到的一张照片成了第二天这则新闻的主打照片,将近四分之一的版面。
然而,仔细阅读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竟然大多都有一种负面新闻的倾向,即使是文化教育报道也是如此。例如,在报道中国高考的时候,我提前两天提供的背景报道中,全部都是中国社会对这第三十年的高考何其重视,其意义如何不同一般。但刊登出来的文章,题目是,Students seek extra edge from drugs and prayer as exam fever grips China。
文章通篇讲的是,中国受到溺爱的一代人,在他们参加高考前,如何花各种费用,吃补品,注射蛋白质,食用药物。文章最后一段还特别提到,高考导致每年都有悲剧发生。就在高考两周前,有学生因为忍受不了学习压力,食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不过,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对中国政治新闻的浓厚兴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带着一种负面政治新闻偏好。国际部的编辑几次和我提到他们漏掉了中国的政治新闻。我一看,那几条全部都是负面新闻,不免心里庆幸。
有一次,当一位编辑和我说到一则中国的负面新闻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带着不满的口气地说,西方媒体总是关心中国的政治新闻。她回答得非常理直气壮,“我们就是这样的。”
西方公众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当媒体报道带有某种倾向时,没有去过中国,甚至没有机会 了解中国人的公众,往往也跟着带有某种倾向。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往往是几代人。如果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真正全面的信息,那么西方公众对中国的某些问题的偏见就会愈演愈烈。他们离中国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短时间内,他们偏见表现为轻蔑,长时间内,当他们的思维被局限于自己的圈子,他们的偏见就该表现为落后了。这种狭隘的媒体观念,于人于己,无利有弊。
小心吃官司
短短两周中,我还结交了一位律师朋友。
那天中午,我正在做新闻简报。眼前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经过。我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他也如此回应。没一会儿,他竟然坐在我身边的电脑前。我暗想,应该是编辑吧。正当我埋头苦干时,他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我能和你换一下椅子么?我的这把椅子没有扶手。”我一看,他的椅子确实没有扶手,心想,他年纪这么大,一定觉得坐着不舒服。我边站起身边微笑着说,“没问题啊。”
他看着我,忽然问,“你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的脸上泛着笑容,说,“我虽然没去过中国,但是我的叔叔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他和我聊了起来。原来他是《独立报》聘请的律师,负责审查报纸文章的法律问题。
他对我说,“我今天要开看的,就是明天独立报的所有内容。”我不禁吃惊,“就你一个人么,几个小时要看完整份报纸?”他笑着说,“是啊。”
他叫John,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每周到各个报纸做兼职,比如说他每周到《独立报》两天,负责审查主报的新闻。他们的任务是,避免报社有官司纠纷。
作为律师,他们尤其重视的是商业新闻。John说,有的时候,记者写了商业新闻,他非常确定这家公司有问题,但是,报道中不能也出这种倾向。如果有,我们就让他们删掉。有些记者不愿意删,但我们都坚持让他们删掉,否则就会引起官司。
所以,记者如果认为某家公司有问题,必须写出新闻源。比如某某人说,“什么什么什么”。总之不能是记者自己说。这在英国 是会引起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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