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贫困率上升。但是，政府预测贫困数据的措施40年来没有改变，许多专家认为，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测量。
去年，纽约市基于全国科学院的建议，利用一套新的措施来预测贫困率，包括计算儿童保健和医疗保健的费用。因此，根据新的预测方案，似乎是更为逼真的实况，同时要求联邦政府也作出了类似的改变，以新方案来测量贫穷水平。
事实上，谁是穷人？这并不容易界定。
以桑德拉(Sandra Killett)为例，她是单亲母亲，养育两个小孩，住在哈林区。桑德拉最近找到一个寄养家庭机构的工作。每年收入29,000美元，超出联邦所设定的贫困线。但是，桑德拉的生活仍然苦苦挣扎中。
桑德拉说：“当你和家人处于危机中，你却没有金钱来应急，我认为，这就是贫穷。”
事实上，她找到这一份工作，并没有比失业的日子过得更好，因她并不符合申请更多的政府福利。
桑德拉说：“你知道，你得到一份工作，似乎终于有喘息的余地。可是，我跟儿子说：我们的生活还是很紧张。”
桑德拉生活在全球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但是，联邦贫困线的测量并不考虑到这一点。不管你住在纽约或是北达科他州，量度贫困的准则是相同的。
以联邦的标准，桑德拉并不算是穷人，部分原因是，联邦设定的贫困线在1960年代创建的。当时，美国人的粮食开支佔收入的三分之一。
因此，政府以基本的食品开支成本乘以三倍来计算。自那时起，贫困线一直跟著通货膨胀调整，但是，仅此而已，尽管今天的美国人减少粮食的开支，其他的开支却远远超出预算，如医疗保健。
纽约市卫生和人类服务的副局长琳达吉布斯(Linda Gibbs)说：“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需要更精确的测量指标。”
吉布斯说，在联邦贫困线的测量下，抵免所得税的优惠，并不计算在收入内，官方贫困率只计算税前的收入。
因此，纽约市决定按照许多专家的建议，改变统计的措施，更准确地反映当今的贫困实况。
例如，桑德拉必须要有手机，不断联络16岁和14岁儿子。对她来说，一部手机是必要的。纽约市的测量措施也同意，包括手机的成本，以及其他公用设施来计算贫困线。还包括了基本的住房，食品和服装费。
桑德拉住在一套两卧室的公寓，每月支付600美元。纽约市扣减去医疗费用来计算贫困率，桑德拉查看她的记录，从薪水扣掉的保险费，每年近7,000美元，再加上其他的医疗费用。
桑德拉不用支付通勤费用，她走路上班，但是，上下班和其他与工作有关的成本，也列入纽约市考虑贫困的计算中。
这个标准对于安东妮(Antonia Santiago)来说，更为合理。她是一名单身母亲，育有三个孩子。安东妮必须从布鲁克林的家，开车到曼哈顿工作。通勤费用，佔她的收入重要部份。
她说：“每天上下班，我花费大约60美元一星期，仅是汽油费，每月大概250元。”
安东妮驾车，主要因为孩子们在她工作附近，享有免费的日间托儿护理。过去，仅是托儿中心的费用，每星期她支付超过150美元。事实上，托儿中心的费用，是另一个纽约市用以确定贫困率的开支之一。
安东妮年收入36,000美元，远高于联邦贫困线设定的一家四口22,000美元的标准。尽管如此，她刚刚申请破产，因此，她不明白为什么不被列为穷人。
安东妮和她的孩子，分别是7岁，10岁和16岁，一起住在两间卧室的公寓，她说，这是布鲁克林不好的区。大楼电梯充满尿味，公寓是黑暗和简陋，每月支付800美元，总是入不敷出。
安东妮说：“我认为自己是穷人，一旦我支付租金，我还要付账单，我的意思是，我没有任何的豪华设施，像洗衣乾衣机，即使听起来不算多，可是，这些加在一起，生活就是压力。”
商务局的经济事务副殿局长丽贝卡布兰克(Rebecca Blank)承认联邦贫困率的测量标准不足。她说：“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联邦计划可能会缓冲现金收入的损失，所以，一些失业的人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粮食券收入，有些获得更多的税收抵免。”
布兰克说，她的机构正试图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分析这些方案如何影响贫困线，人口普查局也以研究人员的数字来找出贫困线。但是，布兰克预期官方的统计措施，不会短时期内改变。贫困线的标准，也用来分配政府的福利，如医疗补助计划。如果要改变它，不仅是复杂，也是政治性。
例如，纽约利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有儿童的单亲家庭，贫困线的标准更低，因而，他们普遍接受更多的政府福利，长者也往往具有较高的医疗费用。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说，“我很担心，目前的贫困率指标是一个坏掉的指南针，它只是要误导我们。处于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需要有一套更新的措拖，告知我们真正的穷人需要。”
桑德拉十分同意，她说：“对于谁是穷人？谁不算穷人？我感到困惑。我必须说，如果我可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我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穷人。”但是，她知道，实况是许多人也无法支付基本开支，不管官方数字如何。
Adm.add("892", "", "", "ad_news_details_news3", "",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