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康回来了，显得略有些拘谨。至少，在媒体面前是这样。

  4月28日，这位享誉世界的植物生物学家来到上海，在5位部级领导的陪同下为他的国内科研基地揭牌，全面启动在中国的科研之路。

  此前的两天，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大楼，这个引进他作为国内首批“千人计划”优秀人才被引进的地方，朱健康接受了多家中央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等领导走后，他顿了顿，经一旁记者的提醒才坐了下来，接着是近20秒的冷场。有所察觉后，他开口说:“我嘴笨，不会说什么，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尽量回答。”

  朱健康土生土长在安徽农村，后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了24年，至今还带着农民身上的那股淳朴劲儿。在事后的采访中，他告诉记者，“我感兴趣的是做研究，最擅长的也是做研究，给我一个团队带，把实验室做好。但像今天的这种情况(指与媒体见面)，还有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是一点儿也不擅长。”

  中学一半的时间几乎都“睡”过去了

  在课堂上和在镜头面前的朱健康完全是两个人。相比记者，他在老师面前很放松，乃至有些“另类”。

  如果回到30年前，在皖北一个小镇的教室里，一定能找到那个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高中生，这名高中生还敢对着授课的老师说：“我上课可能会睡觉，这是控制不住的，希望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嘲患有多动症的朱健康，“看书、工作、学习超过半小时，就得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活动活动。”

  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睡过去了”的孩子，在30年后竟然获得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王晓东之后第二位在中国内地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那些课真的好枯燥，老师也缺乏激情。”朱健康的理由很简单，看上去有些孩子气，但在七八年后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教室里，继续攻读硕士的他依然如此。

  不过，偷懒总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第一次高考，朱健康的总分离当时的中专线还差3分，虽然这样的分数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小镇已是名列前茅，但他自己依然感到“很差，差得一塌糊涂”。

  他并不是个“分数主义者”，也并非一定要考上名校，那时的他丝毫没有成绩、学校的概念，“能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不给家里添负担就够了。”

  在县城中学补习了一年，他考上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了一个此前在一本数学教辅杂志封皮上见过的学校——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当时，比他高考总分低几十分的同学，也有进入清华、北大的。

  “考上考不上名校都无所谓，兴趣最重要”，当时的朱健康几乎没什么特别浓厚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全用来打基础、学知识了”。大学期间，他曾一边在学校做保安，一边给留学生开武术训练班勤工俭学，也大多是为了生存。

  这一点和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朱健康此次在上海挂牌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先期将专注于植物在逆境环境即干旱、盐碱等情况下的生存状况，属泛生物学领域，但中学时，朱健康对生物课却丝毫不感兴趣，“要记、要背的名词太多，太枯燥”。

  不过，他并没有逼着自己去尝试喜欢某一门课，“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除非碰到比较好玩的、自己喜欢的教师，朱健康才会从课堂的“睡梦”中醒来，瞪大眼睛听上几句。

  做科学研究要学会质疑和寻找兴趣

  去美国之前，朱健康在北大念了一年研究生。期间，一位十分有名的气功大师到学校做了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这位大师的报告把他绕得云里雾里，一会是飞檐走壁，一会是包治百病，“我竟然全都信了”。当时在场的很多师生和他一样也都信了。

  过了3年，朱健康又碰到了这位气功大师。彼时，他已经来到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大师的报告内容与3年前类似，朱健康却越听越烦，气功大师说的每一句话、举的每一个例子他都不相信了。“大师所说的每一个实验都没有具体的地点、时间，基本是泛泛而谈，没有出处，一点都不严谨。”比如，气功大师说他发功能改变细菌的DNA，以此治愈疾病，但在报告结束后，朱健康问“大师”“DNA是什么”，他却表示完全不清楚。

  不过，朱健康是真的想不起来自己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研究产生兴趣的，又是如何抓住这种兴趣的，但他可以确定的是，通过在美国的几年学习和那次对气功大师态度的改变，他有了质疑精神。

  有了质疑精神之后，人会变得较真起来，很容易看到那些虚假的、不可信的、不喜欢的，或是新鲜的、奇怪的东西。在这种较真劲头的潜移默化之下，这位曾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世界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0多篇研究论文、世界植物科学领域发表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渐渐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一辈子要反复质疑的工作”。

  兴趣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一旦黏上了就像拥有个心爱的宝贝一样“爱不释手”。朱健康说，这就好比中西方对待科学态度的差异。在西方，科学精神几乎融入了生活的各个部分。比如除了工作，吃饭、喝咖啡，包括在酒吧喝酒时，都在谈科学相关话题，即使偶尔会游离，但很快又会回到科学的话题，在这样的交流、讨论中深受启发;而在国内，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谈科学，很多时候会显得有些无趣。

  和兴趣打交道的时候，朱健康并没有太多的压力。就像他的工作状态，很让人羡慕——“每天集中注意力工作4～6小时，其他时间多半就是玩儿”。他发现部分中国学生的最大问题是“埋首苦读”，虽然耗费了数十小时躲在图书馆里，表面上看似很用功，事实上却“不求甚解”，“重要的是效率!”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

  不过，兴趣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找到的。甚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那次改变朱健康人生轨迹的出国，他都是在“随大溜”，“看到北京大学很多师兄师姐，抱起GRE、托福的单词书在操场上背诵，感觉很有意思，我就报了名，没曾想就考出去了。”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但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寻找。”朱健康总结道。在这条寻找兴趣，乃至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三位导师对他的影响甚大，其中的两位还有点“怪怪的”。

  第一位是他刚去美国时的硕士生导师，一个副教授。这位副教授极其认真、严谨，严谨到有些古板，以至于很少有学生会喜欢他。一次，这位副教授开了一门选修课，结果只有朱健康一个人选了这门课。一个多小时的课下来，这位副教授在黑板上写个不停，嘴中也不停地念叨着，丝毫不在意坐在第一排睡觉的朱健康，直到下课结束。

  读完硕士，朱健康跟着另一位在普渡大学的导师读博士，这位导师依然不受学生的欢迎。导师有个习惯，每周都要花上一个小时来听学生汇报，说说自己这一周做了什么。在朱健康之前，甚至有四五个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折磨而选择退学，朱却觉得很有意思，“每周都有一次高强度的谈话，互相更新知识，收获很大”。

  最后一位是朱健康在亚利桑那大学吐桑分校任教时的系主任，与前两位不同，这位老师深得包括朱健康在内几乎所有老师的喜爱和推崇。本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行政领导却显得十分低调，并鼓励年轻学者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他对朱健康说：“系里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很花时间，你还年轻，要多做研究，委员会的事情少做一些没关系。”如此开放的胸怀给了朱健康更多的科研精力。

  一位教会了他科研要严谨，一位教会了他要不断更新知识、以他人为师，最后一位则教会了他要懂得选择合适的科研环境，因为只有充分拥有自主权的科学家才能做好科研工作。

  “我知道国内的学术大环境还比较浮躁，很多科研人员比较急功近利……但是，饶毅、施一公回来了，王晓东也回来了，我当然也可以回来，而通过我们越来越多的‘海归’回来，这种科研的大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朱健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