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见到他以前,我并不相信老师也可以走“时尚”路线,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老师。新潮的红色短皮夹克,配紧身黑皮裤,大腿线条一览无余。发型永远一丝不苟,Sophie和我严重怀疑他每次上课前要在家吹一个钟头。戴银质耳环一副,目光柔媚,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古龙水香味。几节课后我们纷纷怀疑起他的性取向问题,据说他有一个女儿。 除了他的紧身裤时常让我走神外,Danny是我在英国最喜欢的老师。他有激情,他习惯在课堂中使用大幅度的动作;他很幽默,一堂课从来就是笑声不断;他很善良,我电脑坏了不能准时交作业,他给予我全部的信任;他很随和,Seminar讨论时全班围在一起分一盒酒心巧克力。Danny不是英国人,平时他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只在情绪起伏时,语调中才偶然渗透出德语的味道。总的说来,和Danny一起的时光是轻松快乐的,只是在读他厚厚的学术论文时,我才感觉堕入了万丈深渊。 大家都喜欢David, 只有一个人不喜欢,她就是Parveen. Parveen是我的个人导师,她开学第二周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要求见我一面,地点在她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她的名字总让我想到胖老太太,不料她竟然那么瘦!不但瘦,而且腰板笔直,一头银发,眉宇之间很刚毅。 先问了我的名字,我说My name is May. 她(忽然)烦躁道:Oh, no. I mean your Chinese name. 我只好解释:My Chinese name is Xiaomei, the pronunciation is almost the same as my English name, so you can call me May if you like, that will be easy to remember. 她极其不爽:OH,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Chinese use English name. I prefer to call your Chinese name. 我忽然很赞许Parveen。 说实话我时常觉得中国人太窝囊,小学生刚开始学ABC, 就晓得起英文名。似乎改称Rose了,立刻能从土鳖变成了海龟。我叫May主要是图方便,英国人智商这么低,口齿又不清楚,发X的时候非常痛苦。一个马尔他老头经常把我的名字叫成Chow Mein (炒面),真是太侮辱人了。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去适应他们,迎合他们,因为我们缺乏自信,缺乏到连大名都可以不要了。中国还是一个最没有原则的民族,当我们惊叹穆斯林女子面纱的神秘和印度女子优雅的长裙时,中国白领女子早就换上了当季流行的时装。许多中国人现在不敢在老外面前提吃狗肉的事了,即使是老外先提,也必然要摆出不屑的表情,与食狗者划清界限,惟恐被鬼子瞧低了去,说咱是野蛮人。我承认狗是一种可爱的动物,我家也养了狗。然而鄙人以为,对任何一种现象或者文化的评判,都应当遵循理性的依据,否则就是TMD 的胡诌。鬼子反对吃狗的理由是:狗很可爱,很乖,讨人喜欢,所以吃狗是可耻的。这有逻辑吗?你们喜欢狗,所以吃狗就是错的;那请问鄙人喜欢鸡,鄙人觉得鸡比狗可爱,是不是你们也不要吃鸡了? 更重要的是,谁能论证杀鸡,杀猪的痛苦没有杀狗的强烈?谁能论证狗比鸡,鸭,猪,牛等高等,狗的生命更值得保护?如果不能,那就请你们统统闭嘴,不要整天唧唧歪歪的,你们爱吃不吃,我们爱杀不杀,我不杀是因为我不想杀,甭想拿什么文化霸权主义唬住俺们,俺们知道你们是paper tiger. 晕,又扯远了。回到Parveen。 应当说,初次见面我对Parveen颇有好感。当她得知我下课后要坐3个小时的火车回去上夜班后,竟然把课时往前挪了两个钟头,令我感动万分。她还表示欢迎我任何时候拜访,周末可以去她家里请教,并且用半小时在纸上画了一个十分详尽的地图。坦白讲,英国人总是很重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像Parveen这样“劳模”的鄙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更加佩服。 Parveen的第一课就发生了点小摩擦。先是Parveen兴致勃勃的要我们每人对老弗的案例做presentation, 希腊MM说Parveen你没有让我们准备啊, Parveen说我开学时候明明通知了,然后加拿大JJ, 英国MM和印度GG都站起来抗议,Parveen脸色越来越难看,可其他GG, MM们七嘴八舌的,简直把开学时Parveen一共说过的几句话集体回忆了一次,然后确认Parveen的确是无理取闹。我和两个台湾JJ只有沉默+目瞪口呆。类似情况我们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挫败老师。而西方人只讲事实,重真理。结局是事实战胜权威,我们不用做presentation,Parveen自然很不爽,开了一张长长的书单,我们为捍卫真理首次付出了代价。当晚收到Parveen的Email, 很意外,依然是上午开的密密麻麻的书单,信的最后提醒诸位下周不要再以她没有说为借口,白纸黑字,想逃没门。看来首战失利的Parveen很快学精了,这不,她已经意识到了书面证据的重要性。 几节枯燥的理论课后,Parveen开始给我们布置“看电影”这样的美差,开始很兴奋。第一部必看影片“Peeping Tom”(偷窥狂的意思),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找到,老式录象带(1960),黑白片,找了个破电视带耳机自己看,看到一半已脊背发凉。男主角是摄影家,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通过镜头捕捉女人极度惊恐的神态,并在绝望的眼神里获得极大的满足,他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的杀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他童年的阴影—--他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研究人类的恐惧,他时常在半夜叫醒儿子,拿蟑螂,蛇等惊吓他,并且记录下他被惊吓的状态。 看完Peeping Tom我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我是热爱恐怖片,惊秫片的,然而对这类介于故事与现实之间的电影极度抵触,尤其是把里面的人物当病例来分析,人物本身就是编剧虚构,演员表现,跟现实相去甚远。于是在Parveen的讨论课上,我就有了另一番言论。我说我们不如来分析Peeping Tom背后的导演和编剧,是什么让女性成为所有类型电影中被惊吓的对象。。话还没说完就被Parveen很粗鲁的打断了,No,no, it’s not what I am caring about.我只好适时闭嘴,专心听别人说话。Parveen女士几乎打断所有人的话,基本上先是一句:No,I don’t think so, 或者是No, it’s not the topic for today。然后开始强迫性的阐述自己的想法,只要跟她的观点丝毫不同全部是错的。既然我们都错了,不说还不行,你不说她就要生气。仿佛我们天生就是为了证明她的正确和我们的愚蠢和存在似的。而Parveen的各种脾性在开学的几个月内逐渐显露,以至于最后我们甚至联名向学校投诉了她,这个后面再说。 (四) 八月搬到伦敦之前,我的硕士论文还处于酝酿阶段。于是头两个月,除了晚上7个小时的打工,我几乎寸步不离6平米的小屋。当时并未有添置家具的心情,那些是论文交了之后才购置的。也就是如此混沌的两个月,我几乎创下了几项吉尼斯世界记录。比如,1个月不换洗外套,1个月不照镜子,1个月长胖10斤,一个月不梳头。。。等等。我是Croydon街头最邋遢的东方女人,我每天踩着拖鞋,穿着大两个尺码的裤子,外套下露出衬衣,胸前是平的(因为内衣也懒得穿了),头发随便抓成一把盘在后面,行色匆忙的钻进50米远的Tesco,买减价的速溶咖啡和牛奶,还有大把的巧克力。虽然工作令人乏味,论文使人疲倦,然而最让我害怕的却是每天这50米短短的路程。光线是晃眼的,Croydon的小路是干净的,空气是清新的,而混沌的我曝露在如此清澈的空间是可耻的。 九月初长长的一些时光里,我已经对准时交毕业论文一事不抱希望了。晚上12点下班以后,满身疲惫的回到房间,写2-3个小时的论文,凌晨4点左右才沉沉睡去,早晨9点必须挣扎着起来了。喝几杯咖啡,勉强打起精神来,刚写了一会,老板总有些什么事要找我办,办完回来休息一钟头又该上班了。 老板是Johnny的朋友,来英国不过1年多时间,租用Johnny的店面惨淡经营。后来听他断续提起自己的过往,90年代经营汽车零配件曾小有所成,后来却不幸亏空。他卧室的墙上贴着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漂亮相片,我想,他们是老板之所以一把年纪还在语言不通的伦敦苟且的原因,尽管这个原因很牵强,我时常在这个老男人眼睛里看见一种失望。而这种失望是带着戏谑的,年轻人的失望多半是落寞的,而45年的岁月的起伏跌宕涤荡去所有的落寞,于是他的失望,竟含有几分嘲笑性质,不知嘲笑的是自己,别人,还是生命本身。 好几次我真想狠心拒绝他了,然而那的确算得上一个多事之夏,店里送餐用的摩托车陆续失去两部,第一次被窃,第二次被明抢。还有一回老板竟被一群孩子抢走了餐,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这些事情以后在一一细说。总之,每次老板请我白天出去干活的时候从来不看我的眼睛,他知道我的论文的急迫,也了解我的一万个不愿意,可是除此以外他别无出路。有几回我们一起在警察局门口排队,各怀心事。我是看不清未来的焦灼的痛,他是干脆看到了底的无奈的痛。不知道哪一种更可悲。 也就在那最紧迫的两个月里,餐馆印刷了新菜单(我从排版,到和印刷厂和印度阿三n次当面交涉),店面重新粉刷成红色(陪老板选了n次油漆),去警察局2次(每次从排队到陈述至少半天),陪老板去银行开户取钱n次。晚上照例上班到午夜,然后没日没夜的写论文。不知不觉中,在最后期限的一个礼拜前,两万字的论文竟然也进行了四分之三。好容易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像是快要溺死了忽然吸到一口气,电脑硬盘竟然坏了! 人总是在无助的时候更加无助,就像我大学时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被一种噪音吵得无处藏身,于是我独自逃亡,途中不慎堕入山崖,浑身撕裂般的疼痛。用尽全力往上爬啊爬啊,山顶上出现一个笑容可掬的男子,面容看不真切,向我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伸出我的一只手,握住他的手,不料他手一松,我又重新跌入谷底。跌落的那一科,我还依稀看见他嘴角诡异的微笑。我不甘心,重新往上爬啊爬啊,快到山顶时,又经过一个男子。这次我心寸疑虑,不敢贸然行动。隐约间却见他的面容呆滞,脑门上仿佛写着“老实厚道”四个字。他很坦诚的伸出手,还说:“放心吧,我拉你上来!”眼神很是坚定。我想这次应该是真的,再次伸出我的手去抓他,却怎么也抓不到,好象怎么也差那么一点点。他大声喊:“再往前伸一点手,使劲啊!”我大叫:“我在使劲啊,你干嘛往后退啊!”眼看着他的手越来越远,好象是故意耍我一样,故意不给我抓到。我愤怒着,再次堕入深渊。依稀间还看见他认真的痛苦的脸。之后我干脆一屁股坐在谷底,连爬的干劲也没有了。 直到现在我还会时常想起这个诡异的梦,只是当年更迷茫,如今更透彻。尤其是第二个试图拉我的路人和那个很白痴的结尾,几年前的梦里我竟然已经预见,可惜当年没有好好领会老弗的解析。可我竟没有一丝的埋怨,毕竟这位路人是很真诚的要拉我上来的,或许是哪个部分出了故障什么的。灯泡用久了会烧,电脑硬盘会坏,更何况是脆弱的人呢。是的,我真正要说的是:所有能够成为问题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空气里。事情为什么这样发展而没有那样发展,不是我们如何选择或者外部环境如何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既不是主观决定也不是客观决定的。终极原因人类是参不透的。不要说我是不可知论者,老子不是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么?老子他老人家到死也没论证清楚“道”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在这个问题上,老子也是不可知论者。 回来说电脑坏了的事,我习惯跑题。说之前我首先要澄清一下,后面要提的两位男同志和我前面的梦没啥关系。在房间里呆坐了几分钟,我开始打电话。吃了几个闭门羹,伤了点自尊倒也不是太难过。Johnny话不多,只说他想想办法。我一看事已至此,反而不着急了,收拾了一下房间,抱了一堆脏衣服去洗衣房。在半路就撞见Johnny, 他看见我一个急刹车。我说你这么快,他说废话你要交论文了能不着急吗。然后取出一个sony笔记本。我的眼睛一下就湿了。上楼折腾了半天,却死活接不上网。看来这个本本有些岁月了。Johnny说你别慌,我把我家的台式机给你拆过来。我又抱了脏衣服去洗。傍晚时他回来了,拉了一车的电脑部件。试了半天仍然有技术问题。我只好苦笑道:Johnny麻烦你一天真不好意思,你回去我慢慢弄吧。 吃饭时收到David一条短信,依然是How are you之类不痛不痒的话,平时收到10次我最多回一次。今天情绪一糟,直接给他回了条:Not good, I am going to die. 是气话,心情却是真的。他马上当真起来,我才意识到早上并没有求助于他,最困难时第一反应出来的那个名单,并没有这么个人。1个多小时后David从伦敦的东头赶来,几个小时后电脑终于正常运行了。一颗心终于放下,忽然觉得好累好累,先高兴的力气都没有了。 再回顾Loughborough的那段岁月,才发现那些细碎日子里堆积起来的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玻璃渣,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却一文不值。而那些关于青春,爱情,梦想的固执和垂死挣扎着的信仰,只像童年日记里的几句疯话,说的时候虽怀着十二分的真诚,而事过境迁后只有一笑而过。久而久之,那种高空中抛落的感觉令我厌倦而疲惫,于是再遇到什么好事,我干脆不抱什么希望,直接就奔绝望而去了。或许我如此年纪不该有如此心情,毕竟前路漫漫,许多东西此时并看不真切。然而看真切了又能如何呢,尽头处不论光明或者暗淡,等待着的都是漆黑中无聊的长眠。想到此处,我倒希望能立刻看见尽头的。 论文终于在9月30日凌晨3点才彻底竣工。至此时我已经连续三个通宵没睡了。交稿最后日期正是9月30日下午2点半之前。只有赶凌晨第一班去Loughborough的火车了。
相关咨询请拨打400 666 1553(中国)0203 206 1211(
英国) 或发邮件到china@peinternational.co.uk(中国)enquiry@peinternational.co.uk (
英国)